3月26日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讲堂，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演讲提问环节，遭到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卢大儒的观点抨击，媒体报道都一面倒讲小崔老师不是，而社区网络上流传的现场文字完整版及视频则同媒体报道写法事实相差很大。作为媒体人，为这种传播差异感到不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就此事写了《关于转基因：新闻界和科学界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一文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新闻界与科学界似乎长期持不同立场，由此不断导致了新的争议。我想从传播角度谈两个观点。一是，新闻记者需要有科学素养。二是，科学工作者（后称“科学家”）更要有媒介素养。可惜，此文没有讲到如何在关于转基因问题上，新闻记者和科学工作者怎么成为“朋友”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中, 首次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转基因科普写进一号文件，虽只寥寥数语，却被许多人寄予厚望。业内分析认为：这是近九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

    同时，这几天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科协副主席、原农大校长陈章良接受专访时表示要为国内争论甚嚣尘上的转基因正名。他认为“目前转基因被妖魔化 应停止情绪化争吵”转基因是什么？安不安全？能不能吃？陈章良通过凤凰网详解转基因，他认为目前转基因被妖魔化，应停止情绪化争吵，理性沟通，科学家要向公众普及转基因知识。他也强调，有关部门应对转基因作物予以标识，让公众有知情权。

    中国媒体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讨论始于2009年，而中国的转基因木瓜是从1995年起农业部就开始建立南方基地。这些历史数据，连农业部的专家都不敢正面解读，所以，要让有公众静下心来相信“知情权”，本来就很有问题。在网络时代，科学要想不被人妖魔化，讲真话是关键。这是科普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其他的一切说词如果离开“讲真话”这个背景，什么对话都不是科普，只能让问题更加远离事实真相。

    因此，当每一次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在媒体和社区网络上成为舆论焦点时，我们见到的是更不理性的“鸡同鸭讲”局面，而这事实上无助于公众消除顾虑。所以，转基因食品安全科普任重道远！